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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建家园的精神空间
  • 作者: 俞孔坚 来源:《新建筑》2008(04):28-30 浏览:
  • 自5.12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,在第一时间的抗震救灾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,科学、理性地灾后重建已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工作重点。6月初,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成立,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并原则通过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(草案)》。随着工作的深入和与灾区民众的广泛接触,我们却发现,地震造成的破坏不仅仅是物质家园的丧失,更重要的是精神家园的丧失。这种精神家园的丧失体现在人们精神世界的参照系的破坏,包括人相对于自然的坐标系统的破坏、人相对于社会的坐标系统的破坏、人相对于信仰体系(“神”)的坐标系统的破坏,表现为安全感、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丧失。城镇基础设施、村镇建筑等物质家园的建设相对来说是较为容易、并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,而更为艰巨和长远的任务是如何建设一个精神家园,一个真正意义上的“家”,而非狭义的房子和物质意义上的家园。
      1 定义:精神家园——人诗意地在大地上的栖居
      一个精神的家园是充满诗意地在大地上的栖居。怎么样的环境、怎么样的居住是人感到充满诗意的栖居?哲学家海德格尔把做诗的本质理解为人在大地上的栖居,栖居的本质也就是做诗的本质,“做诗首先把人带上大地,使人归属于大地”。因此,栖居的过程是认同于脚下的土地,归属于大地,并在天地中定位的过程。栖居使人成其为人,使大地成为大地,使人的生活具有意义。这样的栖居本身具有诗意(Heidegger,1971)。这种诗意的栖居称作“天地—人—神”的和谐,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家,而非房子。要达到这种状态,两个方面是最根本的:
      其一是定位。栖居者在“天地—人—神”中定位,是要在大地中、在天地之间、在宇宙之间、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、在人与神的信仰体系中,找到一个具体人的位置,找到栖居者的安身立命之地。定位使人在恐怖的自然中找到自己的方位,获得安全感;
      其二是认同与归属,认同人居住的大自然,认同人居住的社区,认同于人心中的那个神灵。
      四川地震破坏严重的地区是具有丰富精神生活的藏羌民族地区,这里精神家园在某种程度上比物质家园更重要。地震带来的精神家园毁坏体现在每一个个体生命在“天地—人—神”坐标系统中的迷失。所以,重建精神家园意味重建“天地—人—神”参照系统,并使每个个体重新获得精神坐标,重获安全感、归属感和认同感(表1)。
      2 在“天地—人—神”关系中的定位
      第一种定位是人在天地间的定位。千百年来,生与死的生存经验,使人类学会在大地中选择一块地方,并演绎为乡土文化和乡土景观。他抬头所见的星星和山峰是永恒的方位指示,房后的风水树、房前的溪流是伴随人生成长的坐标。整个中国大地,从国之首都,到各个州府衙门,都知道自己的村镇、自己的家族来源于茫茫昆仑的一个分支,来源于黄河或长江的某个支流,总之,来源于某个可以倚靠和藉之以定位的地方。这就是人要在天地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要跟天地、要跟山水、要跟大自然的过程、跟自然的结构有一种生命的联系。这就是生命之树,人只是这个大地生命之树上的一片叶子,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果实。这种人与天地的关系,在地震最严重的藏羌地区,原本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。强烈的地震导致山川毁容,而异地安置,满目山川生疏,自然的坐标消失了,人因此迷失。所以在灾后重建规划时,如何使村镇与山川大地建立起一种空间上的定位联系,是重获精神家园的一个基本条件。乡土景观的保护和修复是重获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。
      第二种定位是每一个人在社会中、在一个社区中的定位。在藏羌地区,村镇社区充满意义、充满温情、充满诗意。每个村民知道和自己一起打水的人都是怎样的;他熟悉村里的每一个人,他的家庭三代同堂,每个人都可以在社区中、在家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;他知道姓氏传承到他已经是第几代,而且知道此前是谁,此后又将是谁,通过这种联系,形成了一个家族、一个社区的一种紧密关系。如今,亲人离世,邻居远去,在社区与社会的坐标中,他失去了方位,失去了生活的意义。如果在重建的社区中,他不知道他楼上住的是谁,他隔壁住的是谁,不知道在这个社区里头他扮演什么角色,他便在社会中失去了自我,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在一个社区里如果他自己找不到自己的话,那他居住在这儿也是茫然的,由此而带来的便是诸如自杀这样在未来世界寻求定位的行为。所以,重建和发展家庭、家族和社区的草根关系,是实现重建精神家园的一个基本条件。
      第三种定位是人与神的关系的定位。对于受灾的藏羌地区山地居民来说,每一寸土地都是有“神灵”的,这种神灵本质上是人对于土地的依赖与寄托。在大地上择居的人们,知道自己所归属的神灵是谁——他们房后那片山、那丛树,屋前的流水,甚至水中的游鱼和天上的飞鸟。他们可以将一堆刻上经文的石头(玛尼堆)奉为神灵,知道自己是跟神灵居住在一起的,土地和生命之神时刻守卫着他们的现在和未来,他们在神灵的荫庇下生活。这就使他的住所有了含义。强烈的地震使曾经神圣的山川、树木、鸟兽面目全非,昔日保佑自己的神灵不复存在,神既离去,人便因此失去了自我。尼采说:“上帝死了,人也将死去。”所以,重建和发展人与当地之神灵的关系,重建草根信仰,是实现和谐精神家园的又一个基本条件。
      3 在“天地—人—神”关系中的认同和归属感
      使栖居具有意义,人必须认同和归属于自然、认同和归属于社会、认同并归属于某种“神”。一个缺乏“天地—人—神”认同与归属的人,便是一个被遗弃的“孤儿”,一个失去精神家园的流浪者。地震使数以百万的人成为精神的流浪者。
      第一,认同于自然。山地民族,特别是在藏羌地区,人认同并归属于自然也就是认同于自然的水、认同于自然的山、认同于自然的植物、认同于自然的动物。先民驯化牛马,用生物力来耕作、负重,实际上就是对自然界生物的认同;用山上的木头、河谷中的石头来构筑融于自然景观的房子,是对自然材料的认同;选择合适的地方安居,顺应自然的水与风,是对自然过程和格局的认同。认同是人及其家园融于自然,这便体现为乡土文化,即文化景观、民族特色。所以,灾后重建应该尊重乡土文化、民族文化,包括乡土材料的利用,使栖居者感到这是他的家。这种认同还包括主动地与自然过程和格局的交流,包括亲手建造居所、亲手搭建桥梁。因此,灾后重建不应该是外来人建好房子、村镇给当地人居住,那只能使当地人远离他的“地方”、他的场所,远离地方上的土地和自然过程,不可能建立起认同与归属的关系。重建应该是当地人的重建和能动的“栖居”过程。援建不应该变成为包办。
      第二,认同于社会。住在一个村庄里或是城市中的一个大院子里头,他认同于居住在一起的那群人。当他走出这个社区的时候,他的语言、他的行为、他的所有表现实际上带着他的那群人、带着他的社区、带着他的祖祖辈辈的音容笑貌和习惯。他周围邻居的所有习惯和信息都会体现在他的身上。因为他认同于他的祖先、认同于他的父母、认同于他周围的邻居和同伴。这就使人融于社区、融于社会,这就使世代的生活具有意义。因此,重建新家园,本质上是重建和谐的社区,让每个人都与社会建立起和谐的关系,而不能使之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。
      第三,认同并归属于“神”。这个神灵可能是土地爷、灶王爷,也可能是门前的玛尼堆、一潭圣泉、一座圣山。那是心灵的归属。藏羌地区是一个有故事而令人敬畏的地方。作为规划设计师,我们可以是信仰科学的无神论者,但同时不必忌讳,也不应该讳言我们所服务的人们需要“神”的事实,特别是对地震破坏最严重的藏羌地区的人民。任何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和个体,都会面临关于生命和生活意义的危机。这种“神”可以是无神论之信仰。但对于一个山地民族来说,这种神可以是某种一神教的神,也可以是祖宗之神,也可以是地方之神,更可能是土地之神、大山之神、大树之神。不管我们每个人带有什么样的信仰,我们都不应该不尊重别人的信仰,更何况是深受自然灾难蹂躏的个体和群体的信仰。所以,重建精神家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建灾区人民的草根信仰体系,尊重他们的信仰,不失时机地让“神”去感化和慰藉受创伤的灵魂。认识这一点,我们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在文明的西方,灾难面前,第一个到现场且最后一个离开现场的援救者常常是牧师。
      汶川地震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难,但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场景,这是值得庆幸的!这要感谢中国社会过去30年的物质文明的建设。同时,我们也看到,正是过去30年的快餐式的村镇建设,埋葬了数万生灵,这是中国建筑史上永远不可抹去的耻辱。该告别一个只有“量”而没有“质”的时代了。而这个“质”远不是房屋的坚固性,还在于栖居的内在含义。我们期望的是在这快速的灾后重建过后,我们的人民不但可以逃避强烈的自然地震,更能在精神的地震中逃生,而这同样是设计师的重任。 

      作者:俞孔坚,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导,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首席设计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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